资本招商是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

资本招商能够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资本招商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扩大基金对项目投入的规模和力度，促进产业和资本深度融合。

资本招商有利于项目融资和产业资源整合。资本招商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思维做产业导入，以投行的方式培育产业，相比税收、厂房、土地等传统招商优惠政策，具有提供股权投资、担保抵押、低息贷款等金融服务的能力，帮助企业快速进入市场。资本招商是产业链招商的重要途径。资本招商以产业基金为主线，通过专业化基金管理人和投资项目经验丰富的团队市场化运作，更有利于引入产业链“链主”企业，打造产业集群。

一、国资引领，以投带引的“合肥模式”

近年，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资本招商模式在各地招商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合肥模式”较为典型，在实践中，合肥市坚持“以投带引”，依托三大国资平台，围绕投资全链条打造“引进团队—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闭环，成功引入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实现十年“换道超车”，被称为“最大黑马城市”。

在“国资领投”的资本招商过程中，合肥市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注重强化资本运作，依托合肥产投、合肥兴泰、合肥建投三大国资投资平台作为开展资本招商的“牵引器”和“主力军”，联合中信、招商等头部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近千亿元的产业基金群，形成“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不断增强创新资本生成能力。

二是在具体运作机制上，合肥主要通过投资并引入上市公司募投项目推动落地，并围绕投资前期、中期、后期全链条打造“引进团队—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闭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与项目招引、产业培育共融共生、协同发展。在前期，审慎尽职调查，通过理性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合肥在决策前期会深入研判目标项目的经营、财务、法律关系等综合情况，明确产业刚需、市场规模、发展前景，评估投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确定投资具体方向。合肥注重政府部门内部协作，统筹发改、经信、科技、投促、产投、建投等多部门联合成立产业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项目审核把关，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市领导牵头跟踪。同时借力外脑，聘请100余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成立目标产业领域顶级专家数据库，对体量大、技术先进、专业性强的项目，依托专业团队论证把脉。在中期，投资并引入上市公司募投项目，推动项目落地。

产业投资方向确定后，合肥摒弃了双方直接组建合资企业的传统招商引资方式，而是借用资本市场，由国资认购流动性较强的上市公司股权，上市公司拿到股权融资后再自行在合肥落地项目，从而避免政府投入固化和沉淀。在后期，拓展产业配套服务，完善国资退出机制。合肥始终坚持全产业链招商，通过不断拓展产业链配套服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上下游联动效应，打造产业发展生态圈。

例如，为解决家电、平板显示、电脑等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缺“芯”问题，瞄准缺链补链关键环节，先后引进百亿级配套项目，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年产值保持约20%增长。最后，在项目成熟后，国资通过完善的退出机制退出项目投入新的产业领域。遵循“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基本路径实现资本循环。例如京东方项目在完成6代线、8.5代线项目建设后，合肥国资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完成投资退出，为新的投资积累资金，实现良性循环。

总结合肥资本招商基本路径可概括为：以尊重市场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资本纽带、股权纽带为突破口和切入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增资或国企战略重组整合打造国资平台，再推动国资平台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通过直接投资或组建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服务地方招商引资，形成产业培育合力。

二、“园区+创投”资本招商的“深圳模式”

深圳依托深圳国资委的投资平台，以科技园区为依托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承载力，以科技金融为纽带，通过纾困上市公司实现产业精准导入，营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形成可供借鉴的“深圳模式”。

一是以科技园区企业/项目为主体开展股权投资。为破解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用地贵”难题，深圳国资建设运营了71个科技园区，为落户企业提供租金优惠，在创业团队孵化、成长和成熟过程中适时开展股权投资，推动国企投资与地方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如深圳湾科技发展公司对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七折租金优惠，同时规定园区运营方有不超过5%的“优先跟投权”，通过前期租金优惠、资金和技术入股等具体方式，控股一批中小微创新型科技企业，在生物产业、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领域形成发展新优势。

二是通过纾困上市公司实现产业精准导入。深圳市科学把控投资时机，选择在大型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或经营低谷的关键节点下注介入，通过议价“抄底纾困”，顺势导入产业项目。以战略投资荣耀和苏宁易购为例，两者皆是在生产经营遭遇困境时，深圳市国资发挥投资功能，斥资2600亿元收购华为荣耀，投资148亿元入股苏宁易购，不仅极大缓解企业现金流，帮助企业摆脱困境，而且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区域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和地方政府共赢。

三是推动国资平台市场化投资和资产证券化。深圳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推动国资平台市场化投资和资产证券化，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基金群”，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服务城市发展，累计为6.7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超过1万亿元的融资支持。

目前深圳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30家，拥有上市公司34家，市属国资资产证券化率达58.8%，其中深投控控股国信证券、国任保险、担保集团等8家金融企业，战略参股中国平安、国泰君安、南方基金等重量级的金融机构，业务涵盖证券、保险、担保、基金、创投等多个领域，建立了涵盖天使孵化、创业投资、融资担保、上市培育、并购重组等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为资本招商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撑。

三、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资的“苏州模式”

苏州市有“最强地级市”之称，推动了中国高端制造、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苏州工业发达，纳米技术、光纤通信技术、优特钢铁、高端纺织等产业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制造等领域全国领先。苏州共有20多家母基金，在全国的地级市里，苏州的母基金规模及数量在全国排第一。

“苏州模式”突出的特点就是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和需求，从企业初期成果转化的天使轮投资，到成长期、成熟期扶优扶强的不同轮次投资，建立了一整套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投资基金组合。“苏州模式”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是成立母基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2017年，根据苏州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苏州国发集团协同招商银行、江苏银行等发起成立市场化运作的母基金——苏州基金，重点支持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肩负着推动苏州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使命。基金首期规模120亿元，其中苏州国发集团出资59.4亿元，持股比例达到49.5%，是苏州基金最大的LP（有限合作人）。

二是天使母基金，助力初创期企业成长。2021年，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简称“苏州天使母基金”）正式揭牌，助推苏州初创期中小企业和项目快速成长。苏州天使母基金主要采用“母基金子基金”运作模式，由市政府设立，市本级和全市十个县级市（区）财政共同出资，总规模60亿元。基金具有创新点多、实践性强的特点，设置了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充分鼓励天使投资团队放开手脚，先行先试。同时，基金对参股子基金设置了回购及让利两项激励机制，根据基金管理人返投任务的完成情况，设置积极、有力的分档让利标准，促进各类资源向苏州天使企业和项目集聚。

三是成立苏创投，承担全周期科技投资。2022年6月，苏州创新投资集团正式成立，由苏州国发创投、苏州产投集团、苏州科创投、苏州天使母基金和苏州基金整合形成，注册资本达180亿元。2023年，苏创投发布了苏州千亿基金集群。其中，战略性基金4支，产业创新集群2支，产业基金18支，子基金17支，总规模达960亿元，汇聚三千亿创投资本。

基金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基金是与国家大基金、央企合作的4支战略性基金，总规模240亿元，包括150亿元规模的工业母机基金、50亿元规模的中银科创母基金、20亿元规模的泽适（苏州）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基金以及20亿元规模的招发一体化基金；

第二类基金是聚焦苏州四大主导产业的2支产业创新集群基金，总规模250亿元，分别为苏创工银产业创新集群基金，规模200亿元，苏创建信产业创新集群基金，规模为50亿元；

第三类基金是“一产业一基金”，与苏州相关板块、市属国企围绕各板块优势细分领域合作的专项产业基金，“一龙头一基金”，赋能苏州主要产业龙头，总规模270亿元，其中有相城区先导智能车联网基金、太仓航空航天产业基金、张家港先进金属材料产业基金、吴中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基金、苏创常熟创新产业基金等；第四类基金是与国内外优秀投资机构合作的子基金47支，总规模超200亿元，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引导优质投资机构，投资苏州的科创型项目，同时赋能早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