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黄奇帆：从廉价劳动力到规模效应

从“市场”到“大市场”，背后是中国人口红利模式以及竞争优势的转变。

“同样有世界最大的人口，但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没有说自己是大市场，那时候只能说我们具有无限供给、超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借此吸引全世界到中国投资。”黄奇帆说。

彼时，如果仍以14亿人口计算，人均GDP仅200美元，加起来2000多亿美元，比荷兰GDP规模还小，算不上是大市场。

而随着目前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总和达19万亿，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相比20年前，中国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提高了4倍，也比东南亚，如越南等地区高出几倍。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退出，每年的缺口在400万左右，20年即是6000万，30年会减少一半劳动力。

“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退出，但是人均GDP收入增加了90倍，也在赶超全球平均值。”黄奇帆判断，中国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这也是统一大市场的另一关键要素，即规模效应，“中国的市场特性出现了规模效应，且日益明显，大市场作用越来越体现。”

十几年来，一种独特的现象出现在市场上，“made in China”的产品卖到世界，比起国际同行，成本可以降低30%，甚至50%。

比如挖地铁用的盾构机，90年代从德国、日本、美国进口，每台费用达到1亿多美元。而2010年后，中国自行生产并销往全球，现在全球盾构机是500万美元一台。

在生产上，制造业主要包括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物流、采购、市场开拓和用工六种成本。

黄奇帆表示，由于大市场对制造业具备规模效应，能够同时减少六种成本，“研发产品花费1个亿，销售1亿个部件，平摊下去每个部件花费1块钱；如果销售了10亿个，研发单位成本就从1块钱降到1毛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成本。

“我们生产成本低，不是靠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而是因为规模效应。每个成本减少5%，综合起来就降了30%的成本。”黄奇帆表示。

02黄奇帆：生产转移东南亚“对大家都是好事”

“中国大市场还产生了两个功能，‘销地产’、‘产地销’。”黄奇帆提出两个概念。

销地产指向市场功能，即生产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例如特斯拉在上海生产销售，市值从1000多亿美元提升至5000亿美元。产地销则是中国制造产品销到全世界，来自大市场摊薄的成本优势。

2013-2022年，中国每年平均引进外资1400亿美元，2020年-2022年平均为1700多亿美元，并没有疫情的缘故出现滑坡。

“制造业关注的是20年、30年大资本的稳健，而大资本一定追逐销地产、产地销的概念。”黄奇帆认为，凭借这两个功能，“世界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

一个现象是，近两年有不少中国企业跑到东南亚投资生产，“东南亚十国的外资企业，2/3来自中国。”

黄奇帆表示“原因很简单”：“美国对中国封锁、加关税，但对东南亚不加。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组装好再卖到全世界，零部件、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带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这样一来，尽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所减少，但跟东南亚贸易量增加了50%，成本也降低了，对大家都是好事。”

03黄奇帆：外贸内贸一体化

今年4月，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出30条措施，从制度、标准等方面指向市场的统一。

在黄奇帆看来，国家提出要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一是这个大市场逐渐变成世界最大，二是31个省不能变成31个小市场，避免印度自治邦或东南亚十国的割裂，“一旦统一的、单一结构的大市场形成，中国市场要比印度、欧共体、东南亚市场有效。”

不过，“中国的大市场还是有很多堵点，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这么大的系统，还有许多比较笨拙的地方，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

例如，出口和内销相对独立。此前，国内贸易按常规来，出口有出口激励、鼓励政策和退税政策。“发展了几十年后，存在一个问题，出口的不会做内贸，搞内贸的也出不去了。本来这个产品是出口的，现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想转回内贸还不行。”黄奇帆说。

《意见》中，最重磅的一条是外贸内贸一体化，提出不管是内贸还是外贸的生产线，都应是统一的质量标准、管理方法、市场准入或准出制度。

黄奇帆表示“理应如此”。在我国，B2B、B2C企业每年淘宝电商可以达到2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把上海的货卖到广州很方便，但是卖到东京，手续极繁复。同样还是这些B2B、B2C公司，十年下来，跨境电商只做了1000多万美元，相当于贸易量的1%，但在国内能做到30%。”

“内贸和外贸两种管理模式管制了电商公司的运营，只有把这样的制度改掉，才能实现一体化。”黄奇帆提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改革的措施，关乎整个系统，“要把一个无形的市场建起来。”

04黄奇帆：破解胡焕庸线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黄奇帆说，中国有个基本国情，就是胡焕庸线。根据胡焕庸（1935）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而另一头是“小桥流水人家”，仅有36%的国土，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

“胡焕庸线所刻画的中国这种人口地理特征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其根本原因源自中国独特的地形和气候特征。这种地形和气候上的分野决定了人口地理的分布格局，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绩效。”黄奇帆说，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黄奇帆表示，我国农村常住人口绝大多数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人多地少的东中部地区农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亿多人。这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在这块主战场上，黄奇帆认为，可抓住两个重点，一是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他说，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美国地广人稀，是规模化大农场大资本下的大农业。中国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搞成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搞适度规模经营。但不管怎样，占人口总量36%的农村人口产出了7.3%的GDP，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出路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黄奇帆说，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在经营农业。如果现在8.3万亿元的农业GDP被改造后能产生16万亿元的GDP，那农民的收入也会翻一番。

另外一个重点是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黄奇帆说，中国农民目前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2019年8月，新的《土地管理法》获得通过并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2020年3月，中办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还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黄奇帆分析，这些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也会因此得到较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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