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折，百废待兴南通迫切希望对外开放

“30年前，南通对外开放的紧迫感就已经很强很强了。”原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朱剑曾无数次为后辈回忆1980年的那段往事，2014年4月底的一个下午，面对江海晚报记者的提问，他依然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

文革结束后，1928年出生的朱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如果不是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那时我大概还在听天由命吧。”朱老笑称。1980年下半年，朱剑再次走上领导岗位。1981年，朱剑被选为南通市市长。1983年3月1日，地市合并，南通实行市管县。“穆国纯、陆中凯、张绪武、葛忠康等几位副市长跟我年龄相仿，都曾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整整10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我们精神焕发，团结一致，一心想把失去的光阴抢回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就是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南通”成立后，如何确定符合南通实际的新的发展战略，成为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课题。从这年4月开始，成为大市市长的朱剑率市主要部门的领导同志20余人，下到县区调查研究，写成了数份调查报告。7月，朱剑又率队赴南方考察，特意拜访了深圳市长梁湘，商讨南通如何以深圳为桥梁联系香港、走向国外。这几次调研和考察，将朱剑心中对外开放的念头一下子调动了起来，并形成了强烈的紧迫感。

“市管县体制下的大南通市，在农业上人多地少，人均占地还不到一亩。工业呢，可以概括为‘两头在外’，原料和市场都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只能也必须走到外面去。”更让朱剑头疼的是，那时的南通是出了名的“难通”，可谓偏居一角。

闭塞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交通条件，造成人们观念保守，商品意识很差，这在北部地区尤甚。朱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年调研中听到的一个段子：“那时候，北部地区农民的农产品只卖给供销社。有一天，一位大姑娘挑着几只鸡去供销社，路上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他正想买鸡，不如卖给他吧。大姑娘顿时脸涨得通红，说哪有卖给私人的道理，‘你要的话，就送给你。’”

市内调研让朱剑摸清了基本市情，赴外考察让他看到了对外开放的路子。“总之，实行市管县的大南通经济总量不大，发展后劲不足，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求得更大的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把新的大南通建设好。”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南通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提出实行10项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

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给以若干优惠待遇；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消息，亦喜亦忧顷刻激发南通开放基因

1979年7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带动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邓小平于1984年2月24日提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3年，张绪武调任江苏省分管对外经贸的副省长。2014年4月30日，现年86岁、正在南通休养的张老首先为记者讲述了这段不得不提的背景。“邓小平提出这个设想后，中央迅速行动

起来。很快，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来到江苏调研，向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透露，中央已初步决定了六七个沿海港口城市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不久后开会确定开放城市名单。”

听到这一消息后，顾秀莲敏锐地意识到，江苏的沿海港口城市如能进入开放序列，就有了直接对外的窗口，不仅港口城市可以跻身世界经济大家庭，还会带动全省对外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不过，当时中央没找江苏省领导谈过这事，显然没考虑江苏的城市。”张绪武回忆道，当时的省委书记韩培信和顾秀莲都非常着急，商量决定必须积极向上争取。1984年3月13日，顾秀莲委托张绪武到省经贸厅召开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讨论研究如何迎接沿海港口城市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并尽快准备好南通、连云港两个港口城市的汇报材料。

为了加快工作进程，第二天，也就是3月14日，顾秀莲亲自打电话给南通市市长朱剑和连云港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求尽快将材料上报。朱剑回忆当时的情景：“电话那头，顾秀莲心急如焚。电话这头，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当然也急得直挠头。”为抓住这个关系南通大发展的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南通市政府当即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市对外开放筹划领导小组，全力以赴，力争跨上对外开放头班车。

南通准备的书面材料上全面分析了自己的优势：我国著名的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早在19世纪末就从国外引进设备、人才在南通兴办现代实业，南通是我国轻纺工业的基地，现今经济发展较快，人文荟萃，是“明星城市”，有对外开放的基础；南通港滨江临海，是上海港的北翼，已建起了两个万吨级泊位的狼山港区，是规划、建设中的海港，可成为分流上海港的货运中转站，以减轻上海港的压力；南通现有的工业亟待技术改造，近年来已与外国频频开展富有成果的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实际已经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南通实行了市管县新体制，有很长的海岸线；南通市是我国黄海、长江交汇而临近海口的座城市，是名副其实的沿海港口城市，等等。

“南通在历史上就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张绪武认为，中央决定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消息，一下子把南通人对外开放的基因激发了出来。

一次进京，向上争取  南通跻身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特区和海南行政区，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省区，以及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总参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已经开始了，但是江苏仍然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顾秀莲获知此事后，立即与韩培信商议。经研究决定，由顾秀莲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专程赴北京汇报和争取。

对顾秀莲进京争取的过程，原南通市副市长袁瑞良曾著文详细记述。1984年4月初，顾秀莲带领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去北京汇报。汇报工作比较顺利。她利用多种机会迫切而诚恳地表达了希望参加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开放南通、连云港的愿望。两天后，姚依林、宋平等中央领导和白美清同志一起在会议期间抽时间接见了他们一行，认真听取了她的汇报。中央领导听完后明确告诉她，座谈会马上就结束了，让他们把材料留下来，不必参加会议。他们的要求，中央会考虑。顾秀莲满怀信心和希望，带着一行人回到南京。

等待的时间最难熬，也最让人激动。朱剑向记者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就像1949年迎接南通城解放一样，几乎日夜守在电话机和收音机旁等待消息。”1984年4月7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重要消息（即中共中央1984年13号文件）。朱剑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听到其中有南通的名字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全市人民都感到无比振奋！”

对于顾秀莲，朱剑向记者一字一句地念起了他在回忆文章中写过的话：“顾秀莲省长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汇报，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绪武也为记者作了一个总结：“一方面，顾秀莲开放意识很强，从中央领导人透露的消息中敏锐地觉察到了机遇。她又是个勤奋努力、会做工作的人，及时总结我们自身的优势，亲赴北京，向上争取。另一方面，南通和连云港确实很有优势，具备了足够条件。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两座城市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首批对外开放港口城市。”

袁瑞良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对于顾秀莲到北京争取南通和连云港的对外开放，当时与胡启立一起主持座谈会的谷牧，以及自始至终参加座谈会的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岚清，在多年以后的回忆文章中都作了这样的记述——在会议进行中，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同志闻讯赶来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又增列了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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