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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对外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特别是企业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也是自新冠疫情发生后,论坛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
有把握实现5%经济增长目标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出席论坛表示,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为5%左右。这既考虑了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需要,也考虑了潜在增长能力和各种困难挑战,留有适当的余地,体现了稳中求进。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把握的。
三个方面培育增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动力
对于未来发展,韩文秀表示,要着力在三个方面培育增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动力及向人才红利要发展的动力。
下一步,还要继续提高人口素质,加快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提高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之间的适配性。
其二,向创新驱动要发展动力,中国的研发投入规模已经跻于世界前列,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
其三,向改革开放要发展动力,我们将不断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人口优势转换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黄奇帆表示,近十几年中国的人口优势越来越转换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四十年前,我们一谈中国的人口红利、人口优势一般是讲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最近十几年,随着我们经济规模增大,工业和进出口贸易都成了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均GDP逐渐赶上并超越了世界平均值。超过平均值以后的人越多,GDP规模就越大,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越来越体现为规模优势。
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目标仍明显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增速,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7%的增速,快于去年。展望海外,世界经济依然面临多重挑战,增速或有所放慢。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二、营商环境
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韩文秀呼吁“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也期待外商树立长远眼光,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关注五个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马骏认为,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有五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是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和透明度。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欢迎更多的企业参与讨论,提高政策决策透明度。
第二是要改进政策和监管的执行方式。比如一些重大的监管政策出台、执行的时候,要给予必要的过渡期,让企业有时间进行内部调整,尽量避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
第三是要优化技术标准,规范检验检测和认证的管理。尽快接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帮助外资企业适应中国相关监管。
第四是在鼓励创新和市场采购方面,平等对待内外资。公平对待不同路线的新技术。
第五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更加主动地申请加入一些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议,这样的话有利于企业的跨国运营。
加快建设更加成熟定型的全国统一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制度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肖芸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和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建设更加成熟定型的全国统一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制度。
具体来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优化外资市场准入,推动外资企业登记业务全流程网上办理,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
她还提到,市场监管部门将不断提高市场监管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市场信心。
三、房地产
王一鸣建议松绑购房、购车等中高端商品限制性政策以扩大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建议放松中高端商品消费限制性政策。
如松绑住房限购政策,支持改善型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汽车限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来缓解拥堵压力;同时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的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建行董事长田国立称房地产如果能提高租售比,市场就会有大的改变
在3月25日的活动现场,有记者向建行董事长田国立提问,应如何提高房地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田国立回应记者:“实际上就是要把房地产改变一个方式,因为房地产永远被市场需要,只是过去的方式太单一,例如租售比,中国差不多有10%的人依靠租赁,如果未来的房地产租赁能够从10%提高至20%-30%,房地产市场就会有大的改变。”
四、新机遇
抓住新工业革命下耐用消费品机会
黄奇帆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
他认为,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
“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黄奇帆说。
数字经济占GDP超过40%,保持10%高位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论坛分享,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实现群体突破和加快广泛深度应用。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占GDP比重超过40%,继续保持在10%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其中,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向全球高端产业链迈进;产业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规模达到31.7万亿。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
周鸿祎预计GPT6到GPT8人工智能将会产生意识
三六零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表示,中国大语言模型技术水平和GPT-4的差距在2到3年时间,目前GPT的技术方向已经明确,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中国企业应当坚持长期主义精神,迎头赶上。
周鸿祎预计,GPT6到GPT8人工智能将会产生意识,变成新的物种。未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有可能实现自我进化,自动更新系统和自我升级,或者指数级进化能力,人类将会面临不可预知的安全挑战。
五、产业链
蔡昉:保护创新的破坏性,过剩产能应该被淘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科技创新是一项具有复杂相关性的事情,创新不易而且具有破坏性,对于创新者同样可能会造成伤害,我们需要制定相关的机制来应对创新的发展举措,同时学会包容创新失败。
蔡昉指出,创新要拥抱创造性破坏,意味着过剩产能应该被淘汰、传统技术应该被替代,企业也应该允许退出,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可以淘汰。但人要得到社会保护,因此可以覆盖居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形成创造性破坏重要保障机制。
郑永年:三个条件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分享观点指出,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更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提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大批能够有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要有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包括国企和民企;第三,必须要拥有能够支撑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的金融力量。“没有这三个条件很难发展技术。”郑永年指出。
黄奇帆:产业转移是多重因素结果,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
黄奇帆指出,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
一是美国贸易战,很多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
二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
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贸易协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国还大的税收优惠措施。
四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黄奇帆分析,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
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
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
四是RCEP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五是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六、绿色发展
施耐德赵国华:电气化是实现去碳的唯一方法
施耐德电气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赵国华表示,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物联网将万物互联,数字化意味着将有更高层次的效率,而电气化是实现去碳的唯一方法,数字化与电气化的结合等于可持续化的未来。赵国华认为,GDP与能源使用紧密相连,想要发展就需要能源;如今正在重新改变能源结构,目前70%-80%的能源投资进入清洁能源。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降低数字化的门槛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认为,关键点在于降低数字化的门槛,从而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目前,成本门槛、技术门槛、安全门槛等问题限制了中小企业转型的速度,真正在深度做数字转型的中小企业只有9%。
宁高宁:碳关税并不会促进碳减排反而会带来新一轮贸易战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宁高宁谈及当前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表示,如果把碳作为税收因素加入国际贸易理论,碳关税并不会促进碳减排,反而会带来新一轮的贸易战。2022年全球碳的消耗量还是在增长的,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是很艰巨的,我们离目标还很远,所以大家还需要努力。
刘世锦: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尽早启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创新进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论坛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通过创新来打破约束条件,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发展主要是由若干次大的技术创新所带动,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发展约束,拓展了新的增长空间。
“创新如果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轨道,成本下降可以相当快,而且随着竞争的加剧,价格下降,不少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是由正转负了,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刘世锦称,其实其他清洁能源也正在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所以通过创新,我们对人类命运气候变化的前景还是应该有信心的,但这个信心不能是空的,关键是要尽早启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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