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这离不开招商引资对区域经济繁荣的强大助推。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各地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人文、经济的不同，也让一些省市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创新，涌现出不少新方式、新经验，带来空前的价值和影响力，甚至掀起全国范围的学习热潮。

其中，深圳、合肥、昆山、重庆等模式较为典型，今天招商洞察就带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些城市的发展路径与产业变迁，希望能够给大家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参考借鉴。

01

深圳模式

“深圳模式”始于198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试验”，那时没有成功的范本，深圳凭借大胆实践改革开放政策，谨慎探索发展之路，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适合自身的“深圳模式”。

发展初期，深圳缺少传统工业基础，以吸引外企投资落户为主，进驻的企业大多是轻资产工业，比如互联网、电子信息、虚拟智能穿戴等小而轻的制造业。而深圳政府在城市演变过程中，扮演着规划者与设计者的重要角色，“敢闯敢干”的精神帮助深圳从边陲小渔村变身为国际大都市。

如今，深圳正致力于打造“先行示范区”，创新是“尚方宝剑”，因为深圳大多以民营经济和轻资产经营模式为主，因而在制度创新方面更好实现，同时市场化因素更加明显，效率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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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模式

苏州作为我国最强地级市，今年上半年GDP排全国第六。苏州之所以能发展如此快速，一方面离不开“老大哥”上海带动和“外资主导型”经济模式推动，另一方面是政府在产业招商和转型升级中敢为人先和超前的发展意识。

“苏州模式”一大特点是政府通过制定明确发展规划与战略吸引投资者入驻，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重要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是“苏州模式”的缩影。

为学习先进理念，苏州工业园先后派出2000多人次赴新加坡学习管理体制，逐渐树立“亲商亲民”服务理念，率先实现“管理主体与开发主体政企分离”等众多机制，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03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将小商品做成大市场的发展模式，其本质是民营经济。起初，温州是以家庭作坊起家，专业市场随之发展起来，生产的皮鞋、纽扣等小商品相继销往全国乃至全球，其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全国典范。

随着中国入世，温州意识到利用外资能开启新的发展阶段，于是加强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推动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使得温州从产业架构、企业层次、竞争能力各方面得到有效提升。

然而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下，温州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竞争优势逐渐消失，想要发展必须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近年来，温州政府努力补上营商环境的短板，吸引大而强的项目，规划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型战略产业，以追求区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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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模式

东莞的成功大致可以形容为：台商、港商来到东莞投资，东莞提供土地载体和后勤保障，内地输送廉价劳动力，产品大多以出口为主。这种模式投入少、见效快、易复制，由此东莞的工业制造业开始崛起。

当前，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一些外商将工厂搬到东南亚，东莞也因此受到了打击，逐渐意识到培育当地企业的重要性。之前外资企业的入驻给东莞带去了不少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于是他们以此为基础，开始由“世界工厂”向科技“智造”转型。 

2014年，东莞将目光投向了工业自动化，以适应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需求，这为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20年，东莞全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三、全国第九，成功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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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模式

近年来，昆山接连被各大榜单评为“百强县之首”，昆山的发展模式一直在刷新大家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认知。许多县城也将昆山作为对标学习的对象，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昆山的发展模式充满“上海色彩”，改革之初，昆山还是农业县，但凭借紧邻上海的优越区位，昆山成功引进军转民三线企业，并与上海合办了500余家联营企业，自此走上工业化道路。随后，昆山主动与浦东接轨，接受辐射的同时谋求错位发展，承接外企的生产代工，外向型经济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015年，是“昆山模式”的转折点，产业转型迫在眉睫，研发创新能力与人才团队建设是昆山面临的最大问题。近些年，昆山为此先后引入多个研究中心、科创中心、科创型大学等，为产业升级转型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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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

2010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重庆为吸引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启动了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此举措一经发布，便引起巨大反响。重庆公租房模式主要参考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经验，加以创新，更适合当地发展实况。

公租房模式不仅是民生改革，也成为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解决了员工的住宿问题，加强基础配套，是重庆吸引企业的优势之一。

同时，重庆在产业配套上也下足了功夫，他们为引进惠普公司，3年完成80%的零部件生产本土化，以最快速度打造了一条全新的产业链，此模式也被其他地区多次模仿，成效甚佳。如今，重庆加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效沟通西南西北，链接国内国外，积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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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模式

“以投带引”是合肥模式的关键。过去十几年间，合肥产业投资几乎撬动了国内显示屏、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半壁江山。2020年，合肥首次进入GDP万亿俱乐部，各地也在争相复制“合肥模式”谋求发展。

以往，大多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属于“放长线，钓大鱼”，很难有短期效益。合肥政府则是在投资后成为股东，不仅能带来有战略价值的项目，还能及时享受分配红利，提高资金回转能力，从而进一步引进培育高科技企业与科创企业，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资金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合肥模式”的成功，除了政府领导尖锐独到的发展眼光与决策魄力，也离不开他们在科创方面的深厚基础。企业发展核心是人才，合肥有中科大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为高成长性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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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模式

传统“青岛模式”是指保税港区的发展思路。2008年，青岛保税区提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与临近港区进行整合，从而转型升级为保税港区，以实现“功能整合、政策叠加”。

保税港区的转型为青岛物流产业打下牢固基础，“以港兴市”随即提出。青岛港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导，整合资源优势，共享信息渠道，提高青岛港口物流服务水平，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中转枢纽。

而今，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青岛也试图在制造业寻找破局。近两年，青岛政府相继对标深圳、上海，不仅是学习招商引资的先进做法，同样在寻求实现产业合作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8月，青岛引来了京东方最大工厂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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