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更好地实现以改革促发展？

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我国科技实力显著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以“新三样”出口为代表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持续释放，民生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全球治理能力逐步提升，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创新体系、高质量的产业载体、多样化的市场主体、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环境。但同时，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一些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制约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凸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面临一些挑战。从国内情况来看，传统产业转型处在“登梯爬坡”的艰难阶段，数字化绿色化“双线作战”导致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入较多、难度较大、要素适配性较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尚有堵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待完善。

其中一些问题和矛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加之疫后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变化的结果，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对诸多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集中承压的反应。特别是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收入分配体系完善、民生福祉增进等方面的发展需要不够契合，与相关领域的改革目标尚有偏差。这些问题和矛盾持续时间越长，其传导效应可能会更加复杂难料，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高强度、大力度、更具创新性协同性的政策信号，加紧推出有利于增强经营主体安全感、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举措，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过程中，国际竞争格局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一方面，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颠覆性创新催生未来产业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新产业新赛道价值实现和创造效应存在“时滞期”，在较长时间内世界范围发展新动能缺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国科技和产业竞争，生产本土化倾向凸显和产业韧性偏好增强拉大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级差，叠加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以及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全球经济或将迎来30年来最糟糕的五年期增速。同时，安全问题泛化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强化了全球价值链短链化、区域化、碎片化趋势，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加深显化，“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业布局空间特征对我国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一些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和重点产业链的“小院高墙”式的打压封堵，放大了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算法、先进材料、软件系统、标准体系、规则制定等环节被“卡脖子”的短板，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冲击。由此，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总体来看，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障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矛盾点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风险因素集中显现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面临一些挑战。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我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立足国情、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独特道路，以增量带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在较短时间内释放出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了窗口示范作用，有效缓解了制度变革对生产关系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与开放的市场化操作相互加持，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正向制度效应，不仅有力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更是我国对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的世界性、历史性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过40多年来数轮侧重点不同的改革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渐改革开放到位，而在经济社会体系的存量部分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改革随之进入“深水区”，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突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巩固提升改革的能力和开放的定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处理好哪些重要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坚持创新引领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人的现代化与新型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和重要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和改革协同推进的重大命题。

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重塑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创新，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基本属性。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也是改革的命题。

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来考察，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力点往往更多地落在技术追赶上，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跃迁。这种赶超模式通常在初始阶段是有效率的，但长期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供给势必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以延续。实际上，由于后发国家先进技术来源不够丰富、技术进步路径较为单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技术自主迭代能力，也很可能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失速偏航。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不确定性在于容易从后发优势陷入“后发诅咒”，即随着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动力减弱。面对产业升级的瓶颈和障碍，如果制度变革节奏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政策工具和决策机制将难以满足生产力演进的需要，一旦叠加外部风险，难免出现要素流动不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转弱、市场主体分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现实中仍有个别地方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既有调研不够深入、情况掌握不够全面、问题抓取不够准确的原因，也存在时机不恰当、落实执行效率不高、政策协同性不足等的影响。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未来产业等领域，由于对新兴领域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全面、理解不够到位，加之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自我迭代较快，政府监管甚至市场规范难以适配，无法满足技术更新和场景拓展的要求。

个别政策“超前”与“滞后”并存，一方面容易造成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反映出个别产业政策和监管体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游戏、内容产业等行业发展以及数据安全、数字资产确权、安全隐私保护、数据要素定价等领域监管的内在逻辑尚未充分显现，一些政策与全球竞争形势、国家战略导向以及市场主体诉求的贴合度有待提高。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创新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进行时，二者不可偏废，而是要协同推进、互为支撑，在优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组合的同时，通过不断调整变革生产关系，保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同步同频，从而激发生产力发展的持久活力。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业革命之所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在于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引领，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和桎梏，实现生产力全面解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文明演进、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历史趋势和演进规律出发，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二者互为条件和支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真正实现经济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当后发优势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经济增速由快转慢，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往往因无法获得发展新动能而被锁定在低水平模仿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而对低价资源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产生依赖。其中，一些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和地区会自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生产力进步出现停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这些国家的主要教训在于囿于要素禀赋和静态比较优势，过度依靠有形投入发展工业，既无法将产业升级引向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路径，也没有形成与生态文明高度兼容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文化体系，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则在于未能及时识别并有效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建设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14亿多人口大国工业化的壮举。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多种风险因素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复杂影响和负面冲击，但总体上看，工业部门仍表现出较强韧性。这种相对稳定性源自我国工业生产体系较为健全、工业生产率整体上相对较高、市场化改革较为到位、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市场主体较丰富、研发创新较活跃、上下游关系较紧密、国际竞争力较强等全方位的体系性优势。然而，应该看到，我国工业化具有鲜明的后发式、赶超型特征，仍存在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够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劳动者素质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产力发展构成了阻力和障碍，很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生产力解放的内在要求，我国工业“由大转强、从全到优”必须摒弃传统工业化模式，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针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并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高质量发展道路也必然是创新之路，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以先进生产力为内在动力和基础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源自其“新”与“质”，主要表现为：要素构成新、产业载体新、发展动能新、推进机制新；生产效率高、劳动素质高、开放水平高、发展质量高；产业结构优、生态环境优、发展环境优、民生保障优。可见，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在发展逻辑和推进机制方面是相通互促的，二者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本动力和关键任务。因此，应立足新质生产力创新性、先进性、可持续的本质特征，从数智化转型方向、绿色低碳底色、人本原则的发展维度出发，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在生产方式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作为物质要素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主导性要素。只有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理念“武装”起来的劳动者才具备更强的能动性。劳动者自身充分发展是解放生产力的终极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先决条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归根结底要依靠人的进步。

人是发展的关键，更是改革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将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纠偏的发力点放在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上，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改革共识，扭转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局面。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素积累和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实现量的扩张，但也造成了一些治理短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随着人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与之相适应的，在要素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也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从个体层面来看，人的现代化表现为劳动者自然性、社会性、知识性高度统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则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大健康产业加入未来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赛道之一，建立完善符合国情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也成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人的现代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要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共同发力。

如何更好地实现以改革促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完成对“旧”生产力的替代变革。从这一意义出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创新，二是改革。前者的目标是“育新”，后者的重点在于“破旧”。一方面，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仍面临基础研发投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健全、产业基础能力不够扎实、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较弱等问题和障碍，需要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加速和深化过程，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且富有成效的推进路径，其中不少经验做法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仍然是适用的。

因此，要在遵循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对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及其指导作用作出全面、系统总结，提炼出科学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为此，要统筹生产力三要素的发展要求，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协同并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担负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使命。

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简化重大科研项目管理流程，为科研人员松绑解困，引导优秀科学家、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聚焦前沿科技，开发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着力攻克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拓展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边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含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制高点；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共同赋能，运用数智技术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开展要素利用方式、生产流程、能源管理的低碳转型，将我国经济引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

二要建立完善更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涌现的体制机制。坚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推进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为关键步骤，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配合发力，增强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一致性，先破后立，打破传统生产力的利益格局。扫清要素流动障碍，促进不同市场主体的竞争协作，破除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加快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活力充沛的市场体系；以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医疗教育、健康养老、公共治理为重点领域，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方向由发展型转向治理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增加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切实提高政策决策机制的效率和科学性，更好地服务要素流动、产业升级与社会转型。

三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拓展制度型开放新思路，积极倡导数字贸易、气候治理、能源转型、减贫防灾等国际合作新议题，维护前沿科技和关键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立足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和突出的产能优势，以重点产业链为突破口，主导区域产业链构建延展；深耕新兴市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在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实现我国发展成果与改革经验全球共享，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

四要坚持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为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要素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持续调动地方积极性，激发不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分类指导，有序开展，探索实践更具创新性、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发展路径，形成新产业活跃、新模式丰富、新动能强劲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体系。

五要坚持人本导向，始终将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政府、社会、企业、员工共同参与，推进新知识新技术普及培训，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建立完善全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制度，以高素质、先进性、有保障的劳动者队伍推进新型生产关系塑造，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